在中国五千年的封建史中，受儒家思想影响，社会职业长期被分为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四类，其中“士”居于最高地位重庆股票配资，承担政治和文化领导的职责。那么，普通人怎样才能成为“士”，进而进入仕途？两晋时期（西晋、东晋与南北朝过渡期）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路径：一是皇帝征召、以“孝廉”等名目入仕；二是由地方世族掌握的“九品中正制”来评定品级任官。下面用通俗的语言来梳理这两种制度的来龙去脉、产生原因与社会影响。
一、历史背景：纷乱时代与制度延续
晋朝是在三国之后由司马氏建立的，建国过程并不光明，政治本身带有强烈的血缘和权力争夺色彩。晋朝国祚虽有一百五十五年，但真正统一的时期很短，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。这样的时代特征，使得官制既承袭汉魏的传统，又在乱世中不断被调整与扭曲。与此同时，两晋还是士族（门阀）最活跃的时代，世家大族在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拥有很强的话语权，这直接影响了选官用人的制度走向。
展开剩余77%二、皇帝征召入仕：传统与权力工具
皇帝征召选人这一传统可上溯到西周，秦汉时期逐步制度化，到了汉朝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两晋时期，皇帝征召既是一种选贤任能的方式，也是皇权在乱世中维护统治、制衡士族的一种工具。征召对象多样，其中“孝廉”是常见名目：朝廷通过地方举荐，把有德行或才干的青年招入朝廷担任职务，有时年龄仅二十出头。历史记载中不乏被征召的名人，如谢安、王导等，他们被召入朝后往往能担任要职，为朝廷所用。皇帝借此一方面补充官僚血液，另一方面也试图打破世族对官位的垄断。
三、九品中正制：制度化的世族宽恕与弊端
九品中正制起源于曹魏，是三国时期为了解决人才选拔而形成的一套评品制度，后来被西晋沿用并发展，直到隋唐科举兴起才被取代。其核心是由“中正官”对地方人物进行品评，把人才分成九个品级（从上至下又分上中下等），再由中央根据这些评定进行任命和升迁。初衷是建立相对客观的考评体系，继承并改进汉代的察举制，有利于稳定政权和选拔人才。
但在实际运行中，九品制渐渐偏离了初衷：中正官往往出自本地大族，评定时家世（门第）因素逐渐凌驾于品行、才能之上。久而久之，形成“上品无寒门、下品无世家”的局面——即出身显赫者占据高品位，寒门难以进入上位。评品权力的集中也滋生了裙带、腐败与门阀政治，限制了社会流动，损害了朝廷选贤任能的公平性。
四、二者并存的现实：皇权、世族与选官的博弈
在两晋时期，皇帝征召与九品中正制并非完全对立，而是共同构成了选官体系的一部分。面对强大的士族，皇帝一方面不得不依赖九品制维系与世家的关系，另一方面又通过征召这种较为灵活的做法试图引进外来人才、增强朝廷力量。皇帝征召具有灵活性和象征意义，表明皇权仍有直接提拔人才的权力，但它的范围和效果常受世族影响和财政、制度限制。
五、制度影响与历史教训
两晋的这套组合式选官体制，反映出当时国家权力结构与社会阶层的复杂关系：
- 优点：在动荡年代提供了比较快速的用人机制，能在短期内弥补官员匮乏，安抚地方势力，维持基本统治秩序。九品制在一定时期内也提高了选拔的制度化程度。
- 缺点：家世取代才能，世族垄断了升迁渠道；中正权力的集中带来腐败与不公，最终削弱了国家的长远治理能力；皇帝的征召虽有积极意义，但难以根本改变由门阀控制的现实。
六、结语：两晋经验的历史意义
两晋时期的选官实践告诉我们：任何选拔制度若长期被既得利益群体所俘获，其初衷都会被侵蚀。皇权虽在表面保留了任用人才的权力，但在现实中不得不与士族妥协。直到后来隋唐科举制的推行，才逐步把选官重心从家世转向考试能力，从而打开寒门进入仕途的通道。两晋的经验既是历史的产物，也是后续制度变革的重要推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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